每一種藝術形式上的改變,都會引起愛好者的不適。但每一門藝術都有足夠的能力承受和吸收這些改變,也都會在日後證明,那些過往的消極論斷是如何大錯特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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幾周前,我去長島(Long Island)的一所大學做講座。說穿了,就是花幾分鐘東拉西扯些關於電影及電影評論的話題,然後花近一個小時回答臺下聽眾的問題。據我觀察,臺下的聽眾一半年齡在25歲左右,一半在65歲以上,而年紀處於這兩代間的我,回答他們關於未來與過去的問題。
3D會持久嗎?全球電影產業的下一個熱點是什麽?哪些年輕影星在10年或20年後會依舊活躍在大銀幕上?這些問題都很難解答,因為影評人其實並不擅長預測。其中許多問題我都是第一次碰到,但其中有一個問題——倒並不總是由年紀大的人提出的,一點不讓我感到意外。為什麽不再有優秀的電影了?
“事實上,好電影還是有的。”這樣的回答並無幫助。即便為該回答提供例證——比如最近的《商海通牒》(Margin Call)、《點球成金》(Moneyball)、《秘境里斯本》(Mysteries of Lisbon),也是無濟於事。因為,與其說這是個問題,倒更像是種抱怨。大家普遍認為,甚至達成某種共識:電影在質量上總體下滑,即便有優秀的作品,也只占少數。相比而言,電影的過去則輝煌多了,無論是好萊塢舊制片系統時期的黑白經典(《卡薩布蘭卡》“Casablanca”,《彗星美人》“All About Eve”,數不勝數),還是上世紀60年代的歐洲引進片(安東尼奧尼!戈達爾!),或是70年代新好萊塢短暫光輝期內的電影。無論你偏好哪個年代,有一點是肯定的:電影人不再拍像以前那樣的電影了。
從技術角度而言,確實是這樣。電影的制作與發行正處於劃時代的轉型期——一切都面臨迅疾的數字化進程。如果你去電影院,你很難再看到傳統意義上的電影。拷貝和膠卷,已被硬盤和電子文件所取代,而傳統電影的那些物質化標識——比如光透過膠片產生的顆粒感、膠片齒孔定位時偶爾產生的輕微顫動,還有放映機的嗒嗒作響,都已幾乎成為歷史。如今的電影都是數字化拍攝和放映,甚至數字化發行——影片通過網絡,投射到你客廳或手中的屏幕上。
這些改變點燃了熱情,造成了困惑,也激起些許哀鳴。《紐約客》特約影評人安東尼-萊恩在近期一篇評論《高樓大劫案》(Tower Heist)和《憂郁癥》(Melancholia)的文章里(這兩部電影或許分別證明和反駁了懷舊派影迷的抱怨),抒發了對於人們不再去電影院的哀傷。顯然,這個曾經像集體性儀式的活動,表面上看已受到家庭影院優勢的威脅。“當它還存在時,盡情享受吧。”他引用《憂郁癥》里的一句臺詞,為這個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臘、有著“強制”及“共享”特性的文化消費形式作墓誌銘。去影院看電影,顯然是沒有未來的。
不久,著名影評人羅傑-艾伯特也在自己的博客上發布了一篇名為《電影的突然死亡》的文章。文中,艾伯特先生感嘆大勢已去:“雖然我希望膠片電影能夠延續下去,但數字影像已經主宰了電影領域。”艾伯特先生曾經常為膠片電影的美學優勢爭辯,如今卻承認“我的戰爭已經結束,我方輸了,現實世界里也是如此”。他還挖苦性地為膠片電影放映機寫起了挽歌,說它和打字機、唱片機都象征著落伍的現代化產物。
艾伯特先生對電影的黃金年代並不感冒,因此作為影評人,他處於一個比較客觀的位置:他對新舊事物抱有同等的熱情。但他對於電影技術改變的失落感,與我在長島聽到的關於電影品質的抱怨是一致的。那種“曾經喜愛的東西已遠離我們,甚至消失”的感覺,很難回避,卻更難反駁。與其說抱怨者帶有批判的姿態,亦或有什麽深刻的歷史見地,不如說是由於比較新老電影,再加上自己的主觀喜好而心生的落寞之情。那個年代,明星更光輝奪目,編劇更尖銳犀利,故事更令人信服,影評也更有影響力。
電影是否註定就是過去的產物?如今我們的電影——不論是數字化還是其它——是否都在昔日的輝煌下顯得黯然失色呢?最近書店里有兩本著名影評人寫的新書。一本是由美國文庫出版、鮑林-卡爾寫的散文及評論集《電影時代》(The Age of Movies),所謂的“時代”即上世紀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。另一本書,是戴夫-科爾(他為《紐約時報》撰寫一個“家庭影院”的專欄)的《當電影還重要的年代》(When Movies Mattered),收集了他上世紀70和80年代主要為《芝加哥讀者報》寫的文章。
這兩本書的書名,似乎就暗示了作者的懷舊偏好——“電影時代”顯然不是當下,當下的電影也顯然不再重要。但事實上,許多文章里的論調,與對當下一些電影的觀點是相似的。舉個例子,即便當卡爾和科爾先生在評論當時的電影時,他們也表達了與對當下電影相同的憂慮,比如某演員或導演令人失望的新作又挫敗了他們對電影業的信仰。閱讀卡爾寫羅伯特-奧特曼(曾獲得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的資深美國導演),或是科爾寫布萊克.愛德華茲(曾執導過《蒂凡尼的早餐》、《粉紅豹》等經典影片)的文章,不僅僅是重看過去的爭論,更可以從那些就好像發生在當下的爭論中獲取力量。
奧特曼的《那什維爾》(納什維爾)和愛德華茲的《十全十美》(10)都曾在當時引起爭議,如今則被劃入老電影的門類。重新發表對這些老電影的評論,可以看作是樹立針對如今電影業不足的教材典範。而從模擬到數字的技術轉型,使得這些教材典範的數量大大增多,效果也更令人印象深刻。和過去相比,我們能接觸到更多更廣的老電影。以前,人們通過影迷俱樂部和校園電影社區,觀看那些已磨損的老片錄像帶;如今,這些電影被轉制成效果更清晰的DVD和藍光影碟。這無疑是種進步,我們可以更好地欣賞經典影片了。
然而,隨著觀眾與經典影片的距離拉進,當下的影片就更加貶值了。那些“標準收藏”(Criterion Collection)和“華納兄弟”(Warner Brothers)推出的小津安二郎、羅西里尼、西部片、黑色電影、先鋒派作品集,仿佛在架子上冷冷地凝視你,責備只想看一集《現代家庭》(Modern Family)或《無聊致死》(Bored to death)的你,為什麽不把精力放在那些已經歷過時間考驗、更值得看的電影身上呢?無論怎麽看,棄舊從新似乎都不是正確的選擇。你可以說那是對新事物不帶批判地接受,對傳統的漠視,對經典的無視。但不看新片,也可能讓你因為有失公允的評價標準,錯過身邊的新經典。當然,如今沒有哪位影星能詮釋出亨弗萊.鮑嘉那樣玩世不恭的硬漢形象,也沒有人能與貝蒂.戴維斯那熠熠生輝的形象相媲美,毫無疑問,如今的電影也不會像以前的電影看上去或聽上去那樣。問題是,為什麽它們要像以前那樣呢?每一種藝術形式上的改變,都會引起愛好者的不適。但每一門藝術都有足夠的能力承受和吸收這些改變,也都會在日後證明,那些過往的消極論斷是如何大錯特錯。
就目前而言,電影仍然很脆弱。那可能是因為它比其它藝術形式要年輕的多,它們可都經歷過跨世紀的興衰、融合和變革。不過,電影身上的某種現代特性,使得它格外容易讓人擔心它的退化。電影鏡頭在捕捉現實世界、記錄事件發生及展現未來影像方面,有著很不可思議的能力。可當觀眾看到電影畫面的時候,它已屬於過去。電影變革的突兀性,往往在放映機的投射下會被放大。
換句話說,懷舊是看電影的一個本質特點,從一開始即是如此。有那麽多電影抓住懷舊這點做文章,並非巧合。最近,馬丁-斯科塞西的3D新片《雨果》(Hugo),回顧了電影的早期歲月;而邁克爾.哈紮納維希烏斯的《藝術家》(The Artist),則是一部關於默片年代的新默片。兩部電影都重現了過去電影的某些魔力,而拍攝方法又都選擇了最新的技術。
運用3D技術及數字特效的《雨果》,帶領觀眾回到了科幻片鼻祖喬治.梅里愛的年代,這位國法導演崇尚視覺,是20世紀初期的特效先驅。而《藝術家》這部黑白色彩、窄銀幕的精致影片,講述了從默片向有聲電影轉化時期下一位默片明星苦樂參半的故事。
聲音的出現,無疑代表了電影的第一次死亡,哈紮納維希烏斯導演已經用自己的作品完美地演繹了這場“悲劇”。可電影挺了過來,就像它停挺住了後來電視、VCR等每一次新事物的威脅。因此它們也一定會從當下的劇變中挺過來。我何以能那麽確信?因為10年、20年或50年前,也肯定有人抱怨“不再有像以前那樣的電影了”,就像現在一樣。

文/A.O.Scott(《紐約時報》首席影評人)譯/Edward 編輯/ 張一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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